高旭東：在體系再造中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理論、政策與戰略丨清華經管說

近日，《工程研究——跨學科視野中的工程》刊發清華經管學院創新創業與戰略系教授，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副主任高旭東文章《在體系再造中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理論、政策與戰略》。現轉發全文，以飨讀者。

在國際形勢巨變的背景下，盡快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意義重大。挑戰在于，科技自立自強的科學内涵是什麼，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内在邏輯和基本條件是什麼，為什麼過去的政策和戰略有效性不足，都需要進行深入的理論分析。本文通過對相關理論分析表明，實現科技自立自強需要對現有的創新體系、産業體系、經濟體系進行重塑，并以此為基礎提出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基本思路以及在政府政策、企業戰略、高校戰略方面的建議。

科技自立自強首先是個政府政策問題，也是一個企業戰略問題，從實踐的角度看，其意義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從學術的角度，如何界定科技自立自強，其演化的機制是什麼，能否實現，如何實現，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将深入分析有關政策的科學内涵、内在邏輯和基本條件，提出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基本思路及政府、企業、高校的戰略建議，以期激發對科技自立自強更為深入和系統的探讨，以促進對此課題的全面理解和有效實踐。

1 政策内涵與主要挑戰

在政策方面，中國共産黨十九屆五中全會和二十大都指出了科技自立自強的重要性，強調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為了落實科技自立自強，國務院國資委（簡稱國資委）作為監管中央企業的機構，出台了一系列相應的措施。國資委強調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并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科技創新體系建設、人才隊伍培養等方面推動中央企業改革和進步。概括起來，科技自立自強，核心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既要關注現實挑戰，攻克關鍵核心技術，打破技術封鎖，又要關注未來，開發新技術，發展新産業，全面引領世界發展。

但是，從學術的視角，需要深入研究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内在規律，包括面臨的諸多挑戰。比如：已有的政策效果是否理想？政策體系的内在邏輯、矛盾與協調是否實現了平衡？現有的認知是否科學？初步的觀察結果是不夠理想的。如果是這樣，就需要思考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未來能不能做好？如何能做得更好？

從已有政策的實施效果看，是不夠理想的。早在2006年，黨中央、國務院就召開了全國科學技術大會，提出要加強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但在某些關鍵技術領域，尤其是高端芯片和核心電子元器件方面，我國對外國技術的依賴仍然較大。2018年美國對中興通訊的技術打壓，以及随後對華為等中國科技企業的限制，暴露了中國在這些領域的短闆；到2022年，一大批企業進入美國的實體名單，面對國外的技術封鎖，我們仍然十分被動。

從政策體系看，也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比如，開放市場、吸引外資是國家的重要政策；倡導自主創新也是國家的重要政策。這兩者有相互促進的地方，也有嚴重沖突的地方。比如，在第三代移動通信（3G）發展過程中，矛盾就非常突出。運營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不願意采用中國本土企業主導的TD-SCDMA,一個直接原因是相信“技術中立”。中國市場對世界三大3G标準（TD-SCDMA、WCDMA、CDMA2000）都開放，但政府為了推動本土技術的發展，對TD-SCDMA給予了政策上的支持，包括頻譜資源的分配和稅收優惠等。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TD-SCDMA的發展和商用化。

中央與地方之間，各個地方之間，也會存在不同訴求的矛盾。以上海引進特斯拉為例，這一舉措對上海本地經濟的發展有着積極的促進作用，包括增加就業機會、促進産業鍊升級和技術創新等。然而，對于其他已經擁有新能源車産業基礎的地方，如深圳，可能并不會直接受益，反而可能會面臨産業競争加劇、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當各種政策之間出現矛盾的時候，如何進行政策排序？開放市場、吸引外資更重要還是自主創新、科技自立自強更重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這時“既貫徹政策A，又貫徹政策B”是做不到的。

認知層面的問題是更為根本的。比如，對外開放本國市場真的有利于經濟發展嗎？真的有利于自主創新、科技自立自強？這似乎已經成為常識，或者可以說已經成為思維定式，不用再問這樣的問題。但是，這樣的認知和思維習慣真的科學嗎？實際上，日本汽車工業是在高度保護的國内市場的基礎上培養起強大的國際競争力的。這就提出一個非常嚴肅的學術問題：為什麼看起來高度“閉關鎖國”的日本培育出了世界上競争力最強的汽車産業，我國的傳統轎車工業的能力提升則是長期困難重重？

又比如，自2018年以來，中美關系的緊張局勢對全球科技領域産生了深刻影響。在這種背景下，加強基礎研究的呼聲在中國日益高漲。許多人認為，中國在關鍵核心技術上的受制于人，根本原因在于基礎研究的不足。這種觀點的邏輯是，強大的基礎研究能力能夠為技術創新提供堅實的知識基礎，從而增強一個國家的科技實力和國際競争力。問題在于，基礎研究強、技術創新能力就一定強嗎？可以看到，在美國的崛起中，基礎研究和技術創新、經濟發展是相互促進、循環發展的。但是，在日本、韓國，在很長一段經濟追趕的時間裡，情況并非如此。也有的認為，要高度重視國際科技合作，不能“封閉起來搞創新”。當然，稍微有點知識的人都不會同意“封閉起來搞創新”。但是，國際科技合作真能解決所有問題？為什麼能解決問題？似乎還沒有清晰的邏輯和答案。

2 基礎理論與基本思路

前面的讨論，特别是對挑戰的分析說明，思考科技自立自強需要在基礎理論方面進行比較全面深入的梳理，包括反思一些思維定式，并以此為基礎形成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基本思路。

2.1 基礎理論

本文重點關注四個方面的基礎理論：（1）科學自立自強與技術自立自強的關系；（2）自主技術創新與産品商業化的關系；（3）國際化與建立以本土企業為主導的創新體系、産業體系和經濟體系的必要性與可能性；（4）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2.1.1 科學自立自強與技術自立自強是既相互聯系又差異明顯的兩個不同概念

因為科學知識具有“公共産品”的屬性，在這一屬性下讨論“自立自強”，似乎有些矛盾。但是，科學知識還可以為企業的應用研究和技術開發提供支持。基于此，科學自立自強至少有兩層含義：一是成為科學研究中心，創造和貢獻科學知識，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二是為技術自立自強奠定堅實的科學基礎。

什麼是“技術自立自強”？這也需要從技術的屬性談起。第一，技術不同于科學，不是“中性的”，它在企業的市場競争中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甚至能夠對一個國家的全球影響力産生深遠影響。第二，技術成長和演化存在很強的“路徑依賴”，很多時候先發優勢非常明顯。因此，所謂“技術自立自強”，本質上是堅守“獨立自主”的原則，通過“自主技術創新”來把握技術進步的主動權。換句話說，技術自立自強的關鍵在于自主技術創新，是“以形成擁有自主知識産權的技術和産品為目的科研活動”。

2.1.2 自主技術創新與産品商業化的關系

實現有效的技術自立自強需要完成從自主技術創新到産品商業化的全過程，并持續不斷地重複這一過程。根據Lundvall的研究，以分工為基礎的現代經濟往往把零部件使用者（user，U）與零部件生産者（producer，P）分割開來，但是有效的創新需要二者形成緊密的交流與合作（U-P合作關系）。特别是在技術迅速變化的情況下，經常的面對面的交流是必須的，而共同的文化背景是這種交流的重要基礎。對于創新生态體系、創新平台等的研究，也強調把技術創新放在更大的系統中考慮。

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于它觸及了實現技術自立自強的根本邏輯：純粹的技術創新并不能單獨促成技術自立自強。實踐已經多次驗證了這一點：盡管政府不斷強調自主創新，并且也取得了一系列創新成果，比如計算機處理器和操作系統，但在商業化方面卻顯得不足。産學研的融合，這一理念已經被提倡了數十年，但其成效卻一直不盡如人意。這些問題背後的根源，在于我們尚未構建起一個完整的從自主技術創新到産品商業化的閉環生态。

2.1.3 國際化與建立以本土企業為主導的創新體系、産業體系和經濟體系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從必要性角度審視，這個問題引發了廣泛的讨論，甚至是争論。比如，依照經濟學中的“比較優勢論”，最優的選擇是以比較優勢為基礎進行國際分工與合作，并以此為基礎推動國際自由貿易，似乎無需構建以本土企業為主導的創新體系。然而，這一理論正面臨挑戰，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在特定條件下，自由貿易可能會對相關國家的利益造成損害。

管理學與經濟學存在很大區别，它更強調企業獨特的資源和能力，以及以此為基礎的企業競争優勢。哈佛商學院Porter教授甚至對“比較優勢論”提出了很尖銳的批評：說得好聽一點，這一理論是“不完全的”；說得不好聽一點，是“不正确的”。根據他提出的“鑽石模型”，一個國家的世界一流産業是以這個國家内部的多項要素為基礎，通過不斷的創新建立起來的。數字技術的本質特征，尤其是其安全方面的考量，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這一理論。因為從經濟安全的角度來看，未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将不再是簡單的、無限度的深化，而是一種有限度、可控的擴展。這種有管理的國際化模式，才能與數字技術發展的安全性需求不謀而合，共同構築一個更為穩健和有序的全球經濟發展藍圖。

相關的管理學理論有很多。比如，Perez等的企業能力與競争優勢理論認為，行業領先企業會建立起非常強的進入壁壘，包括它們主導的創新體系、産業體系和經濟體系，後來者突破這些壁壘難度極大。有的學者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要高度重視新興技術、新興産業帶來的機會，因為在成熟技術領域發達國家企業的優勢已經根深蒂固，難以撼動。

研究揭示，中國企業在技術創新的征途上雖已取得顯著進展，但在實現技術自立自強的道路上仍面臨挑戰。在高端裝備制造、尖端芯片技術、先進材料科學以及核心零部件等領域，中國企業尚需擺脫對外依賴。除了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國情外，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過去數十年間，許多中國企業傾向于融入由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所引領的技術創新、産業布局和經濟循環，而非緻力于構建獨立自主的技術與産業體系。融入他國主導的體系或許能在短期内實現快速發展，然而這種路徑在創新機遇上卻帶來了顯著的限制。在這種體系中，企業不僅難以實現對他人的超越，反而可能在與主導者的競争中逐漸失去自身的特色和優勢。

對于中國而言，構建一個以本土企業為核心的創新體系、産業體系和經濟體系，不僅是一種發展戰略的選擇，更是一種必須實現的曆史使命。鑒于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特殊地位和巨大影響力，即便中國多次聲明并無意圖挑戰美國的全球地位，堅持“太平洋的廣闊足以容納所有國家的共同發展”，但作為全球實力最為雄厚的國家，美國依舊将中國視為其競争對手，甚至在某些方面視為威脅。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中國可能别無選擇，隻能堅定地走自主創新的道路，以保障自身的持續發展和國際競争力。

建立以本土企業為主導的創新體系、産業體系和經濟體系，還需要考慮可能性。根據現有研究，這一目标既非遙不可及，也非輕易可達。Porter教授的研究表明，創建獨立的體系是可行的，因為創新的起點沒有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在“鑽石模型”中進行不斷的創新。換言之，關鍵在于勇于創新，并持之以恒。Porter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發達國家的實踐，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情況要複雜一些。比如，Cusumano和Nam的研究表明，政府政策的作用至關重要，尤其是為本土企業創造市場，包括高度保護國内市場，因為這是本土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基礎。

對我國而言，由于已經長期加入發達國家主導的體系，重新建立一套自己的體系會格外艱難，這背後的深層原因在于，發達國家和既定路徑的長期影響，使得我們在他國體系内部尋求創新時，不可避免地遭遇各種制約與限制。此外，在他人的體系邊界内創新并構築自我體系，極易被視為一種潛在威脅，從而誘發排擠和封鎖。這些客觀存在的難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本土企業往往不會積極采取行動去創新或建立獨立的體系。當然，在這之中也不乏例外，總有那麼一些企業勇于挑戰現狀，努力在他人的體系之外尋求創新之路，構建起屬于自我的體系。盡管這一過程充滿艱辛與挑戰，但這正是我國企業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展現自主創新能力的必經之路。

2.1.4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在傳統西方經濟學理論中，往往把市場與政府對立起來，尤其是盡可能弱化政府的作用，把政府的職能界定為彌補“市場失靈”。在我國，不少人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理解為市場的作用比政府更大、更重要，然而這樣的看法同樣是偏頗的。在追求科技創新與自力更生的征途上，特别是在某些關鍵階段和特定領域，情況可能恰好相反。如果政府的作用發揮不足，企業則可能如同“一盤散沙”，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市場雖然擁有其獨特而高效的作用機制，但如果它真的無所不能，我們今天面臨的科技自立自強挑戰就不會如此棘手，令人頭疼。

新的理論進展認為，政府的作用不僅僅是解決市場失靈問題，而是可以貫穿創新過程的始終。特别是在重大創新活動中，這一過程異常複雜，涉及衆多利益相關方，包括企業在内的各種主體，以及政府本身。要全面理解和把握這一過程，必須采用系統化的思維方式，深入分析和協調這些環節以及利益相關方之間錯綜複雜的關系。在這一過程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2.2 基本思路

基于上面的分析，要實現科技自立自強，需要解放思想，在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上正本清源，并以此為基礎重塑我國的創新體系、産業體系、經濟體系。這是體系性的重大變革，涉及的内容非常多，在本文中重點關注如下四個要點：認清事物的本質、抓住主要矛盾；掌握住、利用好戰略資源；發揮好各類組織的優勢；以“世界一流”為引領。

2.2.1 認清事物的本質、抓住主要矛盾

探索科技自立自強的關鍵矛盾所在，并非單純的技術突破、商業轉化、國際擴張，亦非無保留地向外國企業開放國内市場。真正的挑戰在于構建一個獨立自主、以本土企業為核心的創新體系、産業體系和經濟體系。對于中國這樣的國家而言，寄望于他人主導的體系中尋求科技自立自強，顯然是不切實際的。這樣的追求，不僅與他人的期待背道而馳，更可能被誤解為對他人利益的潛在威脅。因此，必須超越科技本身的局限，從更加寬廣的視角來審視和理解科技自立自強的深刻含義。

2.2.2 掌握住、利用好戰略資源

什麼是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戰略資源？是巨大的國内市場。把握并善用這一寶貴的戰略資産，我們便能夠較為順暢地構築起以本土企業為龍頭的創新體系、産業體系和經濟體系，從而真正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宏偉目标。高鐵技術的飛速發展、特高壓輸電技術的突破、移動通信領域的領先、大型客機的自主研發、航天事業的輝煌成就以及軍工科技的堅實進步，皆為這一戰略資源優勢轉化為實際成果的生動範例。這裡的核心是，以市場為抓手，實現從技術創新到産品商業化的閉環。換言之，應超越科技的狹隘視野，從更宏觀的角度審視科技自立自強的戰略布局。若不能實現這一閉環，即便技術創新在短期内取得輝煌成就，也難以持續發展，科技自立自強的宏偉藍圖也将難以繪就。這進一步闡明，市場資源不僅是一種戰略資源，而且是至關重要的戰略資産，必須被緊密把握和高效運用。相對而言，若僅僅是将國内市場對外開放給外國企業，而不加區分和限制，這不僅對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無益，反而可能帶來負面影響。

2.2.3 發揮好各類組織的優勢

之所以強調“各類組織”的重要性，是因為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是一個涉及衆多利益相關方的複雜過程，它要求各個組織之間的分工協作和緊密配合，而非依賴單一組織之力就能如願。例如，政府需扮演積極而主動的角色，這包括但不限于為企業創造市場機會，不能把政府的作用僅僅局限于組織科研項目、提供科研經費。

又比如，企業是将技術轉化為具有市場競争力的産品的天然舞台。然而，企業必須培養和強化自身的技術開發實力，而非在創新投資上過于吝啬，過分依賴外部力量以追求技術進步。華為，這家令無數企業羨慕的巨頭，每年在科研上的投入高達千億元人民币。同樣，在美國，許多企業之所以能全球領先，一個關鍵因素在于它們投身于世界級的科學研究，不斷推動技術的邊界向前延伸。

2.2.4 以“世界一流”為引領

從根本上講，落後的自立自強是不可持久的；唯有躍升為世界一流，方能真正實現自立自強，才能在面對“技術卡脖子”時無所畏懼。政府需立志成為世界一流政府，企業需追求成為世界一流企業，高校需努力成為世界一流高校，員工需奮鬥成為世界一流員工。這自然不是易事，它要求我們全面摒棄過往以追趕、學習、模仿為核心的發展理念和行動模式，從企業的定位、發展戰略、能力培養、企業文化等多個維度，進行深刻的變革和創新。

3 政府與科技自立自強

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科技自立自強進程中扮演的角色是無可替代的。這一作用主要體現在下述四個關鍵方面。

3.1 旗幟鮮明地保護、保障本土企業的生存權、發展權

為什麼把“旗幟鮮明地保護、保障本土企業的生存權、發展權”放在第一位？當本國企業遭受他國的壓迫與封鎖時，唯有政府堅定地提供有力支持，包括采取對等的反制措施，方能為本國企業注入希望之光。否則，這些企業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孤掌難鳴”和“獨木難支”的困境。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本身就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缺乏國家的堅強後盾，它們的前景将充滿不确定性。

在國際經濟關系中，單純強調“雙赢”是遠遠不夠的，需要讓不遵守公平公正的國際規則者付出足夠高的代價。在經濟領域，面對華為遭受美國政府的不公正打壓，以及衆多中國企業被列入實體清單，一個至關重要的議題是如何有效保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在必要時刻，對美國企業采取對等的政策措施，以捍衛我國企業的利益，是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必要手段。

為此，需要堅持“應戰原則”，就是不怕沖突，敢于保衛自己的利益。抗美援朝戰争便是一個光輝的例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初期，盡管中美之間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對比懸殊，但為了保衛家園，毛澤東等領導人仍舊果斷決策，派遣志願軍赴朝鮮參戰，展現了我國堅決維護國家利益和地區和平的堅定立場。

3.2 以高遠的目标作為引領

以高遠的目标作為引領，實質是創造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良好氛圍。具體而言，需要以“兩個第一”，即“迅速建成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加速建設世界第一經濟強國”這樣高遠的目标塑造良好的氛圍。“迅速建成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的核心是在高質量發展的前提下，提升經濟發展速度。沒有比較高的發展速度，自主技術創新、科技自立自強就沒有條件、沒有氛圍。這裡的關鍵是需要認識到，高速度與高質量可以并行不悖。

“加速建設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核心是在經濟活動的各個領域加速邁進世界一流。在國際競争日益加劇、國内競争國際化的背景下，隻有迅速走向世界一流才能生存和發展，否則就會被淘汰。這裡的關鍵是大力弘揚企業家精神，加速推動技術能力和管理能力的提升，大力提升企業的競争優勢。

3.3 充分發揮重大工程的關鍵作用

政府發起和領導的重大工程在構建創新體系和提升創新能力方面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國的“曼哈頓工程”和“阿波羅計劃”，以及我國的“載人航天工程”和“北鬥導航系統”，都是在此方面取得顯著成功的典範。這些宏偉的項目不僅推動了科技進步，也為國家的發展和全球的科技進步做出了卓越貢獻。

重大工程之所以能發揮關鍵作用，原因之一在于它們能夠提供寶貴的組織資源。中國社會對于自主技術創新的認識，在2006年全國科技大會的召開時已經達到了相當深刻的程度。然而，在随後的十幾年中，自主技術創新的成效卻未能如預期般顯著，一個主要障礙便在于缺乏必要的組織資源——即缺乏能夠挺身而出，組織和領導自主技術創新的實體（如政府機構、企業、大學等）。政府發起和領導的重大工程項目的實施，被證明是解決這一難題的有效途徑。從計劃經濟時代的“兩彈一星”到改革開放後的“載人航天”等項目的成功，都充分印證了這一點。

在市場經濟的複雜環境中，利益的多樣性和訴求的差異性要求政府發起和領導的重大工程必須謹慎控制其數量和範圍，并進行精心的選擇。在此背景下，應當着眼于三個關鍵領域：産業格局的重塑、關鍵技術的突破，以及前沿技術的創新。産業格局重塑工程的核心目标在于，在某些具備條件的産業領域，大幅提升本土企業主導的創新體系的規模、實力以及全球影響力。中國在某些産業領域已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例如新能源（如風能和太陽能）、核能、新能源汽車、高速鐵路、特高壓輸電、移動通信、鋼鐵、建材等。我們需要做的是，有效結合市場和政府兩股力量，而不僅僅是依賴市場的力量，以加速提升中國經濟的國際競争力和影響力。

卡脖子技術突破工程的核心是以政府力量打破單靠企業解決不了的國外技術封鎖，比如芯片生産，包括高端光刻機。需要正确的發展思路，具體來說，有四個關鍵點。首先，建立完全自主的芯片生産線，這不僅能夠排除不友好國家的技術封鎖風險，還能夠确保技術的獨立性和安全性。其次，不怕起點低，事實上，起點低有其優勢，特别是對于複雜技術的研發來說，可以從較為簡單的技術開始，比如光刻技術可以從90nm起步，然後迅速疊代、提升。也不必擔心市場需求——中國多層次的芯片市場有足夠的空間。三是選擇、配置精兵強将。生産線所在企業的“一把手”必須具備堅定的政治立場、精湛的業務能力和廣泛的影響力。四是全方位支持。政府應對選定的企業給予市場、資金等多方面的持續援助。特别是在市場支持方面，應包括政府采購、軍事訂單等。有了市場的強大支撐，便能夠形成快速疊代、持續提升的有利條件。

前沿技術突破工程的核心在于迅速确立技術領先地位。在國際局勢嚴峻的當下，中國亟需在某些經濟與軍事技術領域，哪怕是極少數的領域，迅速集結特殊力量，加快步伐跻身世界技術前沿，構築起壓倒性的競争優勢。為此，可以借鑒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超越德意日同盟而采取的成功策略，依托中國頂尖的大學，尤其是那些與軍工和國防緊密相關的院校作為核心，賦予其特殊的使命，提供特别的支持，以期實現技術上的重大突破。需要特别強調的是，為了确保這些學府能夠圓滿完成所交付的特殊任務，必須明确這些任務的本質，确保它們能夠在實實在在的領域中，達到世界領先水平。對于這些學校黨政領導的工作評估，關鍵在于任務的實質性完成，而非依賴于論文發表的導向。

3.4 培育“百花齊放”的創新土壤

長遠而言，科技自力更生的目标，需倚賴群智群策，激發個體潛能與熱情。在科研創新領域，倡導“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理念，實乃關鍵所在。觀察美國，其成就此一理念的關鍵策略，便在于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NSF）、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國防部等多部門對科研及技術創新的廣泛且大量資助。正是這種對自由探索的鼎力支持，确保了美國在全球科學發現和技術突破的競技場上，持續占據先導地位。我國的一大優勢是人口衆多，包括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衆多，借鑒美國的做法，采取多種途徑支持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領域的個性化、大規模探索和試驗，便能夠更好地實現“百花齊放”的盛況。如此，将能夠充分激發每個人的創造潛能，為科技進步和創新發展鋪就堅實的基礎。

4 企業與科技自立自強

大企業在整個企業中的比例雖然小，但是在實現科技自立自強中的作用至關重要，因為優秀的大企業有強大的技術資金人才實力、巨大的内部市場、先進的管理體系。以此為基礎，加上長遠的戰略眼光和堅持不懈的精神，就可以在實現科技自立自強中大有作為。這裡的核心，一是要大幅度提升企業自己的技術創新能力和技術“自主度”；二是勇于成為“鍊長”，在建立以本土企業為主導的創新體系中發揮引領作用。下面通過兩個實例來說明。

第一個實例是東方公司。作為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東方公司提供了一個令人欽佩的例子。在2002年，東方公司面臨了技術上的“卡脖子”：國際供應商要麼停止銷售地震資料處理與解釋軟件，要麼提出了極為嚴苛的條款。面對挑戰，東方公司沒有忍氣吞聲，而是決意自主研發地震資料處理解釋一體化軟件，經過不懈努力，2004年底，GeoEastV1.0版本問世，标志着東方公司在自主技術創新上邁出了堅實的步伐。後經過10多年的持續改進和提高，GeoEast成為全球主流軟件之一。

東方公司的自主技術創新沒有止步于GeoEast的開發，而是在建設世界一流企業的目标下，不斷在新的技術領域取得突破，不斷提升核心技術的“自主度”，在越來越多的技術領域成為行業領導者。技術能力的提高為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開疆拓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以銷售額計算，東方公司已經多年世界第一，往日的競争對手已被遠遠抛在後面。東方公司的輝煌成就正是自主技術創新力量的生動體現。

第二個實例是深圳地鐵。20世紀90年代末，深圳地鐵成立之初就希望借助信息技術建設世界領先的地鐵公司。但是，提供設備的跨國公司無法滿足技術、經濟要求。為此，深圳地鐵決定大力扶持國内企業的發展。國内企業對此充滿熱情，因為在當時，國内地鐵設備市場幾乎完全被跨國公司所壟斷，本土企業鮮有機會參與競争，更遑論展現自己的實力。為了打破這一局面，深圳地鐵采取了一項關鍵措施，即重新制定設備采購的招标評标規則。在新的規則下，即使企業未曾有過實際生産業績，也能夠參與投标，這一改變為長春客車廠（長客）等國内企業提供了展示自身潛力的舞台，最終成功中标，這不僅是對本土企業的一次有力支持，也是對國内地鐵設備行業的一次積極激勵。正是由于深圳地鐵的大力支持，我國地鐵設備制造業迅速崛起，已經處于世界領先水平，這也為我國地鐵服務業的大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5 高校與科技自立自強

高校、科研院所在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特别是科學自立自強的過程中可以發揮多方面的作用，包括科學研究，也包括尖端技術探索。本文重點從三個方面讨論高校的作用。

5.1 高校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的戰略選擇

自“錢學森之問”①提出以來，高校面臨巨大壓力。但是，高校确實需要在社會普遍存在浮躁現象、過于關注短期利益、難以靜下心來潛心科研的情況下，深刻反思曆史，在事關學校發展的一些重要問題上做出正确選擇。

5.1.1 各類高校排名和考核

國内幾乎所有大學，包括重點大學，都十分在意排名，唯恐排名不好，特别是排名下降。很多排名，無論國内還是國外，常常缺乏科學性和公正性，比較片面，比如把中國人民大學這樣的社會科學方面的精英大學、中國科技大學這樣的理科方面的精英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理工大學、西北工業大學等工科領域卓有成就的大學，排得比較靠後，實際上是把規模而不是質量放在優先的位置，造成比較負面的影響。

高校對排名的過度執着導緻了深遠的影響。在招募年輕教師的過程中，高校可能會過分強調短期成果，如學術論文的發表數量，而非真正的學術潛力或研究質量。在博士生的培養上，可能會出現要求學生發表特定數量的文章才能畢業的政策，這種做法忽視了學術探索的深度與廣度。至于招收博士後研究人員，高校可能會追求人數的擴張，而忽略了對博士後未來職業發展的關注，這種短視的行為削弱了博士後人員的長遠價值。

5.1.2 素質教育或曰通識教育的培養模式

一段時間以來，許多學校大力推崇“通識教育”的理念，然而在實踐中，這種教育模式也出現了一些偏差。不少學生傾向于選擇那些難度較低的“水課”，導緻他們在學習過程中僅僅是“淺嘗辄止”，對知識點的掌握浮于表面，缺乏深入的理解。大學一年級不細分專業确實有其合理性，這樣的安排有助于學生探索和發現自己的專長與興趣，然而，如果過于弱化專業教育，則可能對學生造成不利影響。在當前高等教育中，專業知識日益深化，本科學習階段時間有限，如果不集中精力深入學習，是很難學深學透的。

素質教育或曰通識教育不應僅在大學階段開始，而應從小培養。基本的道德素養、人際交往能力、思維方式、語言表達技巧以及寫作能力，都應當是從小就開始認真培養和鍛煉的技能；如果在孩童時期忽視了這些能力的培養，等到大學階段再着手，往往已經錯過了最佳的學習時機。

5.1.3 高校領導層的戰略決策

一個關鍵問題是，一所大學是應當追求每個短期階段（如校長的“任期”）内的“持續進步”，還是應當緻力于長期的卓越發展?目前的現狀是，各大學及其領導層都在不懈努力，然而這種努力主要集中在對每個短期目标的追求上。這種做法的後果是，雖然每所大學都在取得進步，有時甚至是顯著的進步，比如在世界大學排名中的提升。然而，追求短期内的“持續進步”有可能實際上是一種“收益遞減”的策略，因為追逐熱門研究領域、撰寫熱門文章，類似于市場競争中的“紅海”戰略，進入門檻低，許多學校和研究者都能涉足，這使得獲得競争優勢變得困難，且難以持續。

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學校的主要領導需要做出戰略選擇：在任期内減少一些短期成績的産出，營造一個寬松自由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加上教師們的明智選擇，學校才能孕育出重大的成果，為社會作出卓越的貢獻。

5.2 大力改革本科生與博士研究生教育

5.2.1 本科教育應當更重視對學生個性化的培養

高考制度作為教育公平的重要基石，憑借分數來決定錄取的方式有其合理性，至少在目前，我們尚未找到更為理想的替代方案。然而，在大學階段之後，教育應當更加注重人才的個性化培養，為每位學生提供充分展示個人才華和特長的舞台，避免将大學教育模式辦成中學教育模式的延伸。當前面臨的挑戰是，那些希望繼續深造讀研的學生，為了确保能夠獲得推薦免試研究生資格，從大學一年級起就必須在每門課程中争取最優成績，這使得他們專注于發展個人特長和研究興趣的時間受到了極大壓縮。即便這些學生成功獲得了“保研”資格，也未必真的對研究充滿熱情，或者真正具備進行深入研究的能力。這就要求我們對研究生招生制度進行深刻的改革，以此推動教育體系的進步，防止本科教育僅僅成為中學教育的延伸。

5.2.2 博士研究生的選拔和培養

博士生群體年輕有為、充滿活力與追求，他們是科學探索領域的中堅力量。然而，目前博士生的選拔與培養過程面臨着不少挑戰。

（1）挑選标準至關重要。必須努力篩選出那些真正對科學研究充滿熱情、将科學研究視為職業追求的申請者，而非那些僅将博士學位視為尋找工作或轉投更有前景工作跳闆的申請者。同時，也需慎重篩選，避免那些過分關注薪資待遇的申請者。選拔過程中應着重考察申請者對科學研究的熱情與潛力，以确保培養出真正具備科研素養和創新能力的人才。

（2）應該賦予足夠的理論課程學習時間。在我國，即便是某些頂尖高校，也普遍存在着博士生上課時間不足、僅上一年的課程便需參加“資格考試”的現象。這種做法幾乎無法讓學生打下堅實的學習基礎，從而難以确保後續培養的質量。

（3）亟需完善培養标準。從事博士研究，理論上應當緻力于探索所在領域的世界領先課題，否則便隻能追随他人之後，這不僅難以帶來成就感，也難以培養自信心。實際上，博士研究的過程本身，便是一個培養和增強自信心的過程。

（4）更多承擔培養責任。現在博士論文進行校外評審。這一舉措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論文的質量，然而卻帶來了額外的勞力和财力負擔，且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種做法似乎将博士生培養的部分責任轉嫁至了校外。我們應當深思熟慮地借鑒世界一流大學的經驗，将論文質量的把關分為校内與校外兩個層面：在校内，由一支由幾名成員組成的“導師組”承擔主要責任；在校外，則由“市場”力量來決定。至于博士生尋找工作，尤其是學術職位時，用人單位對于其“質量”的關切程度最高。因此，由用人單位施加壓力，以“倒逼”論文質量的提升，或許是一種更為有效的途徑。

5.3 建立支持技術自立自強的獨立力量

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在我國衆多大學，尤其是那些一流學府，年輕教師的首要任務依然是發表論文，因為這直接關系到他們最為關切、至關重要的職稱評定。這些研究對于未來科學技術的自立自強至關重要，然而它們往往與解決當前技術領域的“卡脖子”問題關聯不大。

面對這一現狀，高等教育機構是否仍能為我國盡快實現技術自立自強貢獻力量？答案是肯定的。一種可能的策略是進行深刻的組織架構改革，在現行的“長聘系列”之外，構建一套全新的組織體系，打造一支專注于解決重大工程技術問題的新生力量。這些工程技術問題可以源自國家需求，也可以來自企業挑戰，甚至是教師個人的自由探索。

這樣的團隊成員的選拔标準與衆不同，它需要的是那些對解決工程技術問題充滿熱情、能力出衆的教師，尤其是那些已經獲得長聘職位的高級職稱教師。這些教師已無後顧之憂，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工程技術問題的解決中。同時，也應當看到新近畢業的博士和博士後們的優勢——他們年輕有為、精力充沛，對研究前沿了如指掌，且充滿進取心。因此，也需要吸引那些不願走傳統長聘道路、熱愛解決工程技術問題的年輕人才。

需要特别強調的是，這支團隊并非意在取代企業的科研力量，尤其是大型企業的科研力量（實際上這也是無法做到的）。它的存在是為了發揮其獨有的優勢，與企業形成合理的分工與合作。這支團隊的長處在于解決重大工程技術背後的理論問題，以及在新興技術領域的早期突破。而它的短處則在于産品的成熟開發、工藝的完善以及産品的商業化進程。相比之下，企業的優勢恰好在于産品的開發、工藝的成熟以及商業化的推進。當然，目前許多企業的創新能力還有待提升，它們在産品開發和工藝創新方面的能力亟需加強。

6 結語

本文的主旨在于闡述，為了達到科技自立自強的目标，必須對現行的創新體系、産業體系和經濟體系進行根本性的重塑，其關鍵在于迅速構建一個以國内企業為核心的生态系統。若不進行這樣的結構性變革，而繼續依賴他國主導的體系，即便付出再大的努力，也難以取得顯著的成效。這一過程不僅需要我們解放思想，還需要我們打破許多既有的認知框架。

無疑，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是一項極其複雜的任務。本文旨在抛磚引玉，希望能夠激發更為深入和系統的探讨，以促進對此課題的全面理解和有效實踐。

高旭東

高旭東博士現為清華經管學院教授，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副主任，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經濟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工業經濟學會副理事長。研究的主要方向為公司戰略、技術戰略、技術能力培養，研究涉及的主要行業和領域包括電信、汽車、能源（包括新能源），大型央企的競争力和創新力。所著《企業自主創新戰略與方法》（2007， 知識産權出版社）一書比較系統地闡述了自主創新的有關理論和方法。文章發表在管理學報、技術經濟、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Research Policy,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Research Technology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等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