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華劉俏：在永恒的戰利品中，你隻擁有黃昏的星丨

甲辰龍年在立春之後到來。清晨，太陽升起，初春的陽光灑在豐盛的草原、鄉間的田野、喧鬧的街巷、忙碌的碼頭和高樓的窗口。陽光，是希望的創造者。“冬天從這裡奪去的，春天會交還給你。”我們因此願意相信并彼此真誠祝福，迎面而來的甲辰龍年将在春暖花開中呈現出不一樣的存在。

癸卯和甲辰交替前的兩個多月，濃得化不開的悲觀情緒肆意蔓延。其實，更長一段時間以來，“信心嚴重下滑”都是我們對一個又一個讨厭問題的方便回答。曾經，我們系馬高樓下，意氣風發，我們選擇毫不停歇地奔跑，而腳下任何一條路似乎都通向世界的盡頭；而今，我們被莫之能禦的時代巨變反複捶打，舉步維艱，要麼選擇遠遁，要麼隐入塵埃，普遍開始降低對未來的預期，對被設置的生活安之若素。

初春的空氣中一如既往帶着渴望和憂傷。濃烈的煙花和震耳的爆竹聲中，“龍行龘龘、前程朤朤”成為人們最常交換的祝福用語。借助“龍圖騰”所寓意的上天入地、呼風喚雨、改變自然的力量，人們祈望新的一年能夠開啟一個與過往不同的篇章。

“生命是在低谷裡孕育出來的。它随着古老的恐懼、古老的欲念、古老的絕望一直吹到了山頂。我們之所以必須一步步走上山，就是為了可以坐車下山”（威廉・福克納）。我們這個時代的低谷本質上源于經濟進一步增長所面臨的嚴峻挑戰。經濟增長放緩是全球性命題。經濟學家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在《美國增長的起落》（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一書中詳細論證：經濟增長的驅動力是技術革命帶來的生産率提升，而人類曆史上最為重大和最能提高生産率的發明比如電和内燃機都已經發生了，技術前沿的停滞再加上逐漸在經濟生活中占主導的服務業難以實現機械化和規模經濟，一個國家在工業化之後再難維持生産率的持續增長。

中國過去四十多年的發展某種程度上也支持這個觀點。通過對制造業、出口部門、基建、房地産、公共服務等節點行業和關鍵領域的高強度投資，加上改革開放帶來的人的活力釋放，中國快速推進工業化進程，全要素生産率的平均年增速長期保持在4%以上，這解釋了1978年迄今中國平均逾9%的經濟年增速和超過1.7億個生機勃勃的市場主體的奔湧而出。然而，在2011年左右基本完成工業化之後，我國的全要素生産率增速開始明顯下滑，最近十年已經降到1.8%以内。與生産率增速下滑相伴而來的是傳統動能作用式微, 具備大規模生産和規模經濟特征的行業普遍産能過剩，高速增長過程中低垂的果實大多被采摘，而新的節點行業尚未完全形成……經曆了四十多年，我們最終還是深刻感受到了增長的壓力。在失去了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高速增長所帶來的安全感後，我們原本就不深刻的認知和飄浮的注意力，往往被牽引着走上了一條不斷自我循環加強的負面情緒的通道，而我們對此并無察覺。

“當事實改變你的思想，那就是科學；當思想改變你的思想，那就是哲學；當上帝改變你的思想，那就是信仰”（李·斯莫林）。走出時代的低谷，我們需要穿越認知的迷霧，在煙雨蒙蒙的希望中建立起關于增長的信仰。在極其混沌和困難的情況下着眼于創造一個不同的未來，我們所有努力首先必須建立在希望和信仰的基礎上。我們需要不屈不撓做堅定的理想主義者，并構建一個充滿理想主義的共同體，超越現在和現狀思考，堅信且因此更清晰地看到某些東西，以此改變自身的認知和行為，并去影響他人。

我們需要看到我們正處于一場新的“技術革命”的開端，其意義等同甚至大于偉大的工業革命給人類文明帶來的躍進式的推動，而這将構成未來全要素生産率增長的堅實基礎。創新不是以一種連續的方式進行而是集中在某些時間段，創新的蜂聚可能觸發“技術革命”，進而使經濟社會呈現出新的發展周期。新能源、AI大數據等領域的技術、管理和組織創新蜂聚是否意味着經濟增長範式正在改變，而困擾已久的生産率增長不足問題最終有了答案？

我們需要看到我們仍有大量急需投資的領域，而加大對這些領域的投資将有力推動全要素生産率的增速：我國在全球價值鍊的參與度非常高，但在全球價值鍊上仍處于中、下遊位置，在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底層技術等環節難以形成閉環，存在“卡脖子”問題；科技突破是生産率提升最重要的驅動力，基礎科學研究更是科技突破的基礎，我們研發中用于基礎研究的經費占比僅為6.3%（2022年），而這個數字在美國是17.2%，在法國高達25%，我們基礎研究經費剛剛突破2000億元，目前隻相當于美國的20%；我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隻有GDP的43%，居民消費率不到GDP的40%，這兩個數字均遠低于發達國家60%至70%的水平，未來很長一段時期我們都面臨“如何滿足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需求”這一挑戰；中國發展仍存在着城鄉、區域間的不平衡，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高達2.45左右，在經濟相對不發達地區甚至更高……

成長過程包含着對“熟悉所帶來的舒适”的克服——正如作家卡爾維諾曾說的，“我們在生活中選擇與珍惜的一切輕松東西，将來不可避免地變成沉重的負擔”。走出時代的低谷，我們需要更加勇敢，扯掉思想房間的封條，尋求把我們帶向更好未來的想法和行為。站在經濟巨大成功的基礎上回望，我們傾向于賦予那些我們得心應手因而感到舒适的思想和行為更高的權重，這其實就是行為科學裡的“後視偏差”（the hindsight bias）。因為“後視偏差”, 我們容易産生路徑依賴，自設思想禁區，沉溺于舒适的知識正統，而這一切将阻礙我們獲得更好的想法，采取更為果斷的行動，去解決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重要問題。

跳出舊思維框架的約束，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并定義經濟政策的目标，以此确定新的宏觀政策框架體系。全要素生産率的增長對應着高質量發展和一個國家長期競争力的提升。因此，中國經濟政策的目标應該轉向有助于推動生産率增長的若幹個 “有利于”：有利于經濟增長新動能的出現；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安全穩定；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設和碳中和目标的實現；有利于1.7億個市場主體保持活力；有利于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實現等，最終集中體現為有利于超越GDP的“國家整體價值”的大幅提升。以提升生産率和國家整體價值為目标，中國需要也具備實施積極宏觀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巨大空間。就此，我們是否可以大規模發行期限30年以上的特别國債，一方面大力推動節點行業和關鍵領域的投資，加速新舊動能轉換；另一方面，果斷開啟結構性改革，聚焦解決制約中國生産率增長的結構性問題（例如，居民可支配收入偏低，公共服務體系投資不足，城鄉二元結構等）？在總需求嚴重不足以及通縮預期已經形成的情況下，大規模特别國債的發行及資金的精準投放有利于信心的恢複，随着而來的通脹風險也在可控範圍之内。

我們是否可以适當修訂《中央銀行法》，允許央行在更大限度内買賣政府債務，企業債、基礎設施REITs、ETFs甚至是上市公司，以此豐富中央銀行調節市場流動性的工具箱？這些政策舉措，輔之以财政出資的股市平準基金，适當使用将有助于修複并提升中國資産的市場估值，更好地為急需大量投資的節點行業和關鍵領域注入流動性。

中國四十多年經濟高速發展留下的最大财富是1.7億個市場主體，其中絕大部分是民營企業和小微經營者。它們是蓬勃生長的豐盛草原，隻要陽光稍加觸碰，就如鮮花盛開。我們能否将短期的經濟增量政策和長期的結構性改革舉措盡可能向民營企業和小微經營者傾斜，使它們成為政策和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房地産投資下滑、需求不足、房企債務違約等對總體經濟和金融體系沖擊極大。我們能否采用應對金融系統風險的方法化解房地産風險，實現行業的軟着陸，并推動房地産發展新模式的出現？具體而言，由财政部、央行、金融監管總局、住建部等統籌成立全國性的“房地産平準基金”在那些人口淨流入的城市或靈活就業人員占比較高的城市，直接購買商品房并将其轉換為租賃住房或長租公寓；與此同時，通過債務重組方式将供給明顯過剩的商品房土地儲備轉換為保障房用地，推動保障性租賃住房的建設。人的自由流動是經濟繁榮的基礎。目前我國有2.55億人常住城市但沒有城鎮戶口，加上未來從農村和農業轉移到城市的大約1.4億人，到2035年我們将有4億人需要完成市民化——他們的住房需求更可能要以商品房之外的方式來滿足。

……

一個人的行走決定一個人的存在，而一群人的行走可能決定一個時代的存在。走出時代的低谷，我們需要構建一個充滿理想主義的共同體，迅速、勇敢行動起來。我們必須開啟的旅程充滿着不确定，無論是目的地還是路徑，甚至包括同行的人。然而，面對世界永恒的新奇和不斷誕生的未知，我們無法等待一個沒有懷疑和痛苦的日子，恐懼、猶豫和滞延的代價是改變的機會。值得做的事，做得糟糕也值得。眺望遠方，大踏步向前進，我們隐約看見無盡的歲月奔湧而來，等待我們用那些值得做的事填滿。

“每一天都是新的，都是紀念日，而疼痛如此遙遠，在永恒的戰利品中，你隻擁有黃昏的星。”（君特·艾希《一月一日》）。你好，2024！

2024甲辰年正月初五

于北京海澱頤和園路5号

劉俏，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金融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十四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2017年《中國新聞周刊》“影響中國”年度經濟學家。劉俏教授在公司金融、實證資産定價、市場微觀結構與中國經濟研究等方面擁有衆多著述，其著作包括《我們熱愛的金融——重塑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金融》、《從大到偉大2.0 —— 重塑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微觀基礎》等。